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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6月24日，安徽肥东青龙场，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执行枪决。
临刑前，他高呼“共产主义万岁”。
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，而真正改变这场悲剧走向的，却是一封迟到的电报。
两天后，延安收到消息。
毛泽东看到“高敬亭已被枪决”的内容，情绪十分激动。
有人回忆，毛泽东当时气得手发抖，反复追问：“不是说了不能杀吗？
” 这并非普通的战场处置。
此前，中央对高敬亭的意见很明确：先押解、审查，以教育挽救为主。
可命令传到新四军领导机关时，高敬亭已经死去，所谓“枪下留人”，最终成了一句来不及兑现的话。
高敬亭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地方将领。
他是河南新县人，参加过黄麻起义，后来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。
1934年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后，他奉命留在大别山，坚持游击斗争，保存革命力量。
那时的条件极其艰苦。
部队缺粮、缺药，既要躲避国民党军围剿，还要设法恢复地方组织。
高敬亭把留下的人员重新整编，建立红二十八军，兼顾党政军工作。
有人劝他离开，他回答：“大别山不能丢。
” 这支部队人数不多，却长期牵制国民党军，使红军主力能够转移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，高敬亭担任司令员。
改编初期，部队基础并不雄厚，但他熟悉当地地形，也熟悉敌后的生存方式，很快把队伍带出了声势。
1938年至1939年间，第四支队多次袭击日军和伪军，部队不断扩大。
原本的留守力量，逐渐发展成新四军的重要支柱。
高敬亭有战功，也有威信，许多青年正是听说他的名字后，才来到大别山参加抗战。
问题也在这段时间集中暴露出来。
长期独立作战，使高敬亭形成了强烈的个人权威意识。
他习惯自己判断、自己拍板，对上级派来的干部缺少必要的信任。
更严重的是，他在鄂豫皖时期参与过“肃反”，一些处理明显带有扩大化倾向。
新四军成立后，中央和军部希望加强政治领导，派郑位三等人到第四支队工作，纠正过去的做法。
高敬亭对此很不适应，曾要求更换干部。
戴季英到任后，双方也发生过争执。
矛盾没有及时化解，反而在日常工作中不断积累。
中央军委要求第四支队向皖东发展，这是抗战布局的一步棋。
皖东地处敌后，战略位置重要，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打开局面。
高敬亭却迟迟不愿东进，理由有现实的一面：大别山是他经营多年的根据地，离开后，部队能否站住脚并无把握。
但不得不说，居功自傲也影响了他的判断。
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迟行动，叶挺亲自做工作后，部队一度准备出发。
叶挺离开后，高敬亭又下令原地待命，最终只有部分部队在叶挺直接指挥下向东开进。
1939年5月，第四支队所属第七团团长、政委带领少数人员叛逃，军部认为事态已经超出内部争执范围。
高敬亭被扣押，相关情况随即上报中央。
毛泽东的意见是押送延安，查清问题，教育为主，不能轻率处决。
然而，高敬亭被扣押约二十天后，项英、叶挺等人仍执行了枪决。
电报往返需要时间，战区指挥又有自身判断，几重因素叠加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。
毛泽东得知结果后，对处置方式极为不满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件事并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。
20世纪50年代，他到安徽一带视察时，听当地群众谈起高敬亭，仍认为高敬亭在群众中有基础，问题本可通过审查和教育解决，而不该直接杀掉。
1975年，高敬亭的女儿写信申诉。
毛泽东当时身体状况已经很差，仍作出批示，要求有关方面复查此案。
复查并没有简单抹去高敬亭存在的问题，而是重新核对他在抗战中的贡献、所犯错误以及当年处置程序。
1977年，中央对高敬亭问题作出结论，为其恢复名誉。
距离1939年6月24日，已经过去38年。
那封迟到的电报，最终没有改变高敬亭的命运，却推动后来的人重新审视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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